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主要理论

　　西方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西方的公众参与经历了物质形态建设规划，数理模型规划和社会发展规划几个阶段.规划丁作的视点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由鸟瞰的专家角度转向市民的角度，由理论性、专业性和集中的权力转向自然、具体、由下至上的探索。

　　在形态建设规划阶段，公众参与仅仅是限于了解和聆听，规划部门根据公众提出的意见对规划加以修改，经采纳后付诸实施。在数理模型阶段，由于公众很难理解复杂而抽象的数学模型，公众参与仅限于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的“精英层次”。

　　在社会发展规划阶段。1962年，戴维多夫(1)avidoff)和瑞纳(Reiner)发表了“规划的选择理论”(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从多元主义出发来建构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规划的整个过程都充满着选择，而任何选择的做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规划师不应以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这样的判断来决定社会的选择，因为这是规划师的价值观的作用，而不是社会大众的判断。规划师并不能担当这样的职责，而且这样做也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规划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扩展选择和选择的机会.而不是相反。

　　以此理论为基础，戴维多夫又提出“倡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他认为，从社会政治学角度来看，规划师应该正视社会价值的分歧，并选择与社会底层人士相同的价值观：一方面规划师要成为他们的政治倡导者，另一方面又为他们提供规划的技术知识。实际上，就是希望城市规划能够将城市社会各方面的要求、价值判断和愿望结合在一起，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充分的协商，为今后各自的活动进行预先协调，最后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形成规范他们今后活动的“契约”。这样，城市规划既成为各类群体意志的表达，又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章。从此以后，城市规划更加注重社会科学、价值观念及判断，人和人性的关系成为城市规划中考虑的重点。城市规划也更注重政治科学，规划决策往往是在政治层面上做出的，实施时也需要各个政府部门的协作。城市发展也不仅被视为是物质建设和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和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制度和立法。

　　1965年，戴维多夫又发表了《倡导规划与多元社会(Advocacy and Urslism in Planing)》一文，认为在多元化的社会，规划没有一个完整的、明确的公众利益，只有不同的“特别利益”。规划工作者要自己明白，并要公开表白，究竟他为哪一个利益作规划，并要为受规划所影响的其他人发言。

　　1969年，安斯汀(Arnstein)发表了《市民参与的梯子(A Ladder 0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一文，被视为公众参与的最佳指导文章。在该文中，她把参与梯子分为八级，归纳为三类(图7-6-1)。梯子最下的一段叫“不是参与的参与(Nonparficipation)”，有两级。最底的是“操纵(Manipulation)”：邀请活跃的市民代言人作无实权的顾问，或把同路人安排到市民代表的团体中。其上一级是“治疗”(Therapy)：不求改善导致市民不满的各种社会与经济因素，而要求改变市民对政府的反应。梯子中段是“象征性参与”，共三级。先是“通知”(Information)：向市民报告既成事实。再上是咨询(Consultation)：民意调查、公共聆听等。更上是“安抚” on)：设市民委员会，但是只有参议的权力，没有决策的权力。梯子最上是“实权的的参与”，共三级，先是“伙伴关系”(Partnership)：市民与市政府分享权力和职责。再高是“代理权”(Delegated power)：市民可代政府行使批准权。最高是“市民控制”(Citizen control)：市民直接管理、规划和批准。

　　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元论也影响到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理论的发展。如罗斯(RaMs)认为在多元社会中，各类团体与个体之间的平等是保证社会有序运作的关键。1989，福雷斯特(Forester)提出一个把实践与权力、理性与组织、竞争与调停、干预与实践等概念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框架，他认为，规划师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沟通性的工作，但在组织和结构层次方面同时也是历史的和政治经济的。因此，在一个充满利益竞争和在地位、资源等方面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规划想要引导未来的行动，就必然地处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规划也只有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规划师也并非是在价值中立的状态中进行工作。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各种受到影响的利益者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要求;规划师也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内开展上作，也就要受到制度的限制，并对政治问题产生作用;最基本的技术手段的运用(如入口预测等)也会得到某些人的支持而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因此他们也需要在其中进行取舍;即使是最实际的信息，在不同的背景中、在不同的制度环境里都会表示不同的含义，对规划的任何考虑都需要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

　　1998年，珊德科克(Sandercock)指出，强调多元主义就会在城市和城市规划中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要用更为规范型的、更开放的、更民主的、更灵活的和更负责任的万式来对待文化上的差异性。她认为，为了对多元文化的城市和社会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进行规划，就需要使用更加广泛的规划语言，这些经过扩展的规划语言包括在三部分内容之甲，即记忆的城市、欲望的城市和精神的城市。而且在此基础上需要倡导多元性的认识论，其中包括除了科学和技术知识之外的至少六种认知方式，也就是：通过对话认知;通过体验认知;通过获得特殊的和具体的地方知识而认知;通过学会阅读象征的、视觉的和兵他非语言迹象的方式来认知;通过沉思默想来认知;通过行动来认知，也就是只有通过做的过程、通过参与的过程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一个好的规划师应当对这些认知方法有充分的掌握.不偏好或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而且要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状况下使用哪一种方法，这些方式都不能与背景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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