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我们将迎来第十八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联合国确定今年的纪念主题是“土地滋养生命——携手遏制退化”。

我国荒漠化防治世界瞩目，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分别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这一形势令人鼓舞。

在气候变暖、人口增加和发展经济的多重压力下，作为受荒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为何能从整体上实现由“沙逼人退”到“人逼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为此，记者专访了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

生态工程效果明显

植树造林种草是防治荒漠化的根本措施

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相继实施三北工程、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大型生态工程。

“由于工程效果具有滞后性，直至2000年后，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趋势才得以扭转。”刘拓介绍，如今，这些工程治理区的植被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在逐渐增加，土壤的释尘量逐渐减少;在同等风力条件下，沙尘暴的危害和频次也在减少。

但有观点认为，在沙漠、沙区大规模植树种草，徒劳无益。仅以京津风沙源治理为例，沙尘可以直接越过植被顶部，根本起不到防治沙尘暴作用。

刘拓对此表示，事实可以证明，这些生态工程成效显著。近年来，京津地区的居民都能明显感觉到，沙尘暴和沙尘天气确实比过去要少。

“今春北京有过几场大风，按过去的经验判断，应该会出现沙尘暴天气，但却没有发生，为什么?”刘拓分析认为，这与植被盖度不断提高有关。当植被盖度小于15%时，风沙活动会变得显著;当植被盖度大于40%时，风沙活动会变得不显著。经过十多年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林草植被盖度由44%提高到55%，已由过去的沙尘暴加强区变成了现在的减弱区。

刘拓表示，沙尘暴不可能消灭，但其危害可以控制。沙尘源和动力因素是影响沙尘暴的两个主因，动力因素又分为吸附沙尘的向上气旋和移动沙尘的平移气流(风)。当地面有良好的植被覆盖时，在沙尘源区，气旋和大风难以带走大量沙尘;在沿途地区，也不会提供沙尘等“弹药”支援;在目的地，植被不仅能固沙，也降低了就地起沙的可能性。此外，林网也能够降低风速30%左右。“植树种草，不仅能减少甚至断绝沙尘来源，同时也降低了风速，怎么不能防治沙尘暴?”

整体好转是实情，局部恶化有原因

规范人类活动行为是治理荒漠化的前提条件

我国防治荒漠化是否取得历史性转变，工程治理区的百姓最有发言权。刘拓介绍，上世纪50、6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小学生上学还得相互用绳子拴着腰部，以防止被沙尘吹散迷路，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2000年以前，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暴发沙尘暴时，一些身披长绒的绵羊，因为携挂过多沙尘而被压死，现在还有谁听说过这种情况?过去，由锡林郭勒盟至北京的公路，每年都得在多处地段“清沙”，现在也不需要了……

据统计，上世纪60年代我国春季沙尘天气过程发生频率为年均20.9次，70年代为年均19.4次，80年代为年均22.1次，90年代为年均16.1次，2001年以来为年均12.2次，减少的趋势非常明显。以今春为例，我国共发生10次沙尘天气过程，低于近11年均值(12.2次);共发生2次强沙尘暴和4次沙尘暴天气过程，两者总和略低于近11年均值(7.7次)。

有人认为，我国在荒漠化治理中，所谓“整体好转、局部恶化”的说法自相矛盾。比如四川省西北部的诺尔盖地区、内蒙古西部的巴丹吉林和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这些地方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同样的治理办法，为什么会出现局部恶化的情况?

刘拓表示，究其原因，不一定是生态工程不给力，主要还是人为因素没有得到很好控制。比如诺尔盖地区，上世纪30年代，当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还是遍布水草、难以通行的大片湿地;上世纪60、70年代，当地挖沟排涝，使这个地区变成了草地;如今，当地垦荒、过牧、挖川贝(一种中药材)等现象没有控制住，才变成了沙尘荡荡的沙地。在个别沙漠沙区，也存在同样情况。

南方沙化问题也不可忽视

治理沙化要因地制宜、南北有别

人们通常以为，我国只有干旱和半干旱的北方地区才有荒漠化问题，而多雨的南方地区可以高枕无忧，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根据联合国关于荒漠化的定义，当一个地区的降雨量与蒸发量之比达到0.5至0.65时，就属于潜在的荒漠化地区。刘拓说，大家也许想不到，四季如春的海南岛，其西部地区竟然也属于潜在的荒漠化地区;千湖之省湖北省，其丹江下游地区也曾形成大面积沙地。对南方沙化土地不加以防治，同样也会造成灾害。

据介绍，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2009年末至今，肆虐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的干旱仍在延续，其中广西西北部、云南大部、贵州西部等石漠化地区最为严重。在这些中国降雨量最大的地区，有些地方的人们往往连水都喝不上。

气候变暖不仅加剧西南石漠化地区的旱情，也给当地的石漠化治理带来巨大压力。首先是高温、干旱使植物枯死，并容易引发森林火灾;随后频发的强降水，又将当地的薄土层冲掉。“如果前些年没有采取积极的石漠化治理措施，其危害肯定比现在要大得多。”刘拓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下，更需要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不能无为而治，束手待毙。

刘拓介绍，我国的荒漠化治理，通常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治理区。基本原则是，在南方地区，以开发带治理;在北方地区，以治理带开发。但这只是从大面上来说，具体措施还要因地制宜：不管是南方北方，在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多搞些开发利用;在生态条件较差的地方，还应以保护为主。

防治工作不能顾此失彼

治理荒漠化需重视解决脱贫致富问题

“治沙者林也，保绿者水也，护土者民也。”刘拓表示，治理荒漠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形成多方合力，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以我国三大沙尘源区之一的甘肃省民勤地区为例，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土地沙化趋势极为严重。由于当时上游来水减少，加之打了1.3万多口农用机井，水资源被超采，使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地表植被无水难以存活;再加上过度放牧，也严重破坏植被，从而导致土地沙化。

“后来当地采用‘限井压田’、‘植树种草’、‘秸秆压沙’三大措施，将机井减少了3000多口，大量封育种树和每年几万人‘压沙’，这才把形势控制住。”刘拓介绍，与此同时，当地还注意解决人的出路问题，比如采用大棚种植、羊只圈养等办法，使当地农民的收入比过去还多，农牧业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大为减轻。

“采用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举措，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效果稳固。”刘拓说，从国内外经验看，人多地少的国家必须解决好治理区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例如，在人少地多的澳大利亚、美国等，大多实行封禁的办法，不让人畜进入相应治理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就行不通，比如以色列，其治理荒漠化的根本办法是走节水之路，将所有农业和林业灌溉变成节水灌溉，既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保护了生态环境。

刘拓强调，目前我国面临着气候变暖的影响加剧、追求经济发展的压力过大、治理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急需完善治理机制，例如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力度等。